秦汉以后，易卦卜筮在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未削弱，人们仍然笃信不疑。

司马迁说：“代王之人，任于卜者。”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西汉吕后八年（公元前 180年），太尉周勃、丞相陈平平定诸吕之乱后，议定迎立代王刘恒回长安继承帝位。这个消息传来，代王府（治中都，今山西平遥西南）的臣僚们半信半疑，认为汉朝的大臣都是高祖时的将领，他们熟悉军事，诡计多端。现在他们刚刚杀绝了吕氏家族的人，在京城造成大血案，都可以说成是迎接代王去当皇帝，所以这个消息是不可信的。他们建议代王刘恒托辞生病拒绝去长安。只有中尉宋昌的看法相反，他认为刘氏诸王中代王刘恒年长而又“贤圣仁孝”，名声好，大臣们迎立回长安继位是可信的。刘恒之母代王太后薄氏，对此事也说不出个长短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代王刘恒决定求助于占卜。卜的结果是“大横庚庚，余为天王，夏启以光”。其意是说，大横裂纹（卜灼龟甲，以龟甲的裂纹作出判断）正正当当，我要成为天王，让父业发扬光大，像夏启继承大禹那样。代王刘恒听了卜人的断辞，说：“我本来就是王了，还再当什么王呢？”卜人说：“这里说的天王，是天子的意思。”于是，刘恒先派薄昭赶去长安，随后自己也带领手下赶赴长安继位当了皇帝。这也是依据占卜作出重大决策的一个典型案例。

两汉时代，由于五行学说的完备和发展，各种形式的术数预测学也竞相发展，易卦占卜的方式和方法得到开拓。扬雄的《太玄》、焦赣的《易林》、京房的纳甲筮法，以及太乙、奇门、六壬三式等学说纷纷出笼，在易卦卜筮领域中也各占有一席之地。《南齐书》的作者在《高帝本纪》中写下一篇用太乙式总结论述汉高祖五年（公元前 202年）至南朝宋顺帝升明元年（公元 479年）共 681年间发生的十三件治乱兴废的重大历史事件，虽然这不是以太乙式进行重大决策的记录，但却显示了《南齐书》的作者对太乙式的重视程度，而且这篇论述又出现在正史资料中，这就更值得关注。

太乙式等术数学进入对重大问题的决策，也可称得上源远流长。《三国志》和《诸葛丞相集》中也有运用太乙式的记载。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元年（公元 713年）七月平定太平公主叛乱之前，曾让道士冯存澄以六壬式占课，冯存澄作出了“始当果断，终得嗣天”的判断，为李隆基果断剪除太平公主党羽，从而掌握朝政大权才得以实现。北宋仁宗康定二年（公元 1041年），徐复以太乙式回答仁宗提出的对西夏用兵的问题。元世祖至元二十年（公元 1283年），著作佐郎张康以太乙式建议元世祖忽必烈取消征伐日本的计划，得到采纳。（拙著《中国历代易案考》中对上述案例均有详解，可参考）这足以证明，除易卦卜筮外，三式术数学也曾在重大事件的决策中发挥过作用，受到过重视。

但是，随着易卦卜筮领域的拓宽和这支推演队伍的扩大，占卜推演人员已不限于朝廷中的太卜官，其推演判断水平未免良莠不齐，也给易卦占卜活动带来一些负面影响。

西汉武帝晚年欲伐匈奴，公车方士、太史、治星、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：“吉，匈奴必破，时不可再得也。”又曰：“北伐行将，于黼山必克。卦，诸将贰师最吉。”这次北伐匈奴的最终结局是七万大军全军覆没，贰师将军李广利投降了匈奴。汉武帝曾多次征伐匈奴都取得了胜利，唯其晚年最后一次征伐匈奴却遭到惨败。因此，武帝于征和四年七月颁发《轮台责己诏》中曾提到这次失败，最后明确指出“计谋、卦兆皆反谬。”（拙著《中国历代易案考》中有此易案，可参考。）

北宋末年，金军围攻汴梁城。钦宗赵恒竟然相信术士郭京“撒豆成兵，生擒敌帅”的谎言，任由郭京摆布，以其六甲神法退敌。结果汴梁城被金军攻破，徽、钦二帝皆被金国俘去，北宋王朝灭亡了。这是更为荒唐的一幕。

在古代，易卦卜筮是非常谨慎严肃的活动，后世对此等同游戏，也就已经失去了易卦卜筮的意义。《尚书·洪范》云：“择建立卜筮人，乃命卜筮。”蔡沈注曰：，“蓍龟者，至公无私，故能绍天之明；卜筮者，亦必至公无私，而后能传蓍龟之意，必择是人而建立之，然后使之卜筮也。”后世方士之流，不学无术，借此以谋取名利，是对卜筮的亵渎，距离卜筮的真正意义已经相去十万八千里了。此等名利之徒的活动与真正意义的卜筮决不可相提并论。